历史上,日本从31年九一八事变起,到37年全面侵华,中间相隔近六年的时间,为何不长不短恰好是这么久,这背后自然有内外诸多因素。
最直接的诱因或许是36年的二二六事变,此后整个日本的中枢由此陷入狂热而毫无理智的军国主义氛围,随即一发不可收拾。
而再往前看,发动此次叛变的皇道派,代表着当时日本国内,对现状愈发不满的中下层青年军官,其势力的发展壮大,也意味着日本文官阶层的愈发势弱。
例如32年的五一五事变,这个在两条时间线上,都差不多同时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,也是这一转变的写照。
随着首相犬养毅这个著名知华派被暗杀,日本的政党政治从此一命呜呼,之后的日本内阁永远“举国一致”,唯军部马首是瞻。
说起犬养毅之死,其实也恰好佐证了一点,如果一个人超越了自己的时代,哪怕并没有超越多好,对他个人而言都很可能不是一件好事,尤其是在日本这个国度里。
作为日本政府里少见的知华派,犬养毅认为夏国内部虽然有很多问题,但如果日本在夏国的作为太过激进,只会把夏国逼向赤化和联苏的道路上去,而这才是对于日本最大的威胁。
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,犬养毅嘴上说着一套,私底下却派派人去往夏国找常凯申和谈,基本条件是日本承认夏国的东北主权,但是要给予足够的利益保证。
可常凯申还没来得及点头,消息泄露之后,日本外务省和军方就群起反对,结果不了了之,没过多久犬养毅也被暗杀了。
所以在33年底的时间点上,日本对华的战略基调始终都是侵略,无非或早或晚而已。
此次提到的松室孝良与关东军参谋部之间的冲突,也仅仅只是工作步骤上的分歧而已,前者所制定的计划,将来还很可能会由关东军的其他人物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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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非如此,松井太久郎也不可能在这个关头与松室孝良保持密切联系,实际上,他隐隐也有猜测,参谋部的消极应对或许只是暂时之策,一旦后方稳定,迟早还是会采取更加激进的战略。
毕竟上头发下来的指示已经讲得很明显了,“力戒无视国际情势的露骨的活动和惹起内外视听的急进措施”,其施策着眼点要放在“经济文化方面”,“军队工作要隐密进行”。
说白了,就是眼下有些消化不良,先缓一阵子,等后头消化得差不多了,再谈后头的事情,至于就此打住,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
所以松室孝良也能猜到,自己大概率不会就此沉寂下去,两人沉默了一阵后,还是多少恢复了些许精神。
“其实调去齐齐哈尔也不错,听说那边的反抗很是激烈,参谋部对此多有意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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