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塘沽协定》的签订,对于日本而言无疑是满洲战略的一次战略性胜利。
毕竟,在签订前后的这近一年里,首先是东北军在热河一线的奋力一搏彻底宣告失败,接着是长城抗战的无疾而终,最后果、日双方联合围剿吉鸿昌、方振伍部。
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,便直接预示了日本对东四省(包括热河)的实质性占领,而越过长城一线之后,关东军所面对的就是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,北平已被三面包围。
所以也难怪当时的常凯申会在日记中写道:“接何(应沁)黄(浮)来电,惶惶如不可终日,甚欲放弃北平。”
当然,即便如此,常公仍然不愿从对赤战场中抽调一兵一卒北上支援,甚至就连已经对东北构不成实质威胁的东北军,他都要想办法将其拐到陕甘甘,以对赤匪造成更多的压力。
而恰好的是,日本人对常凯申的心思摸得也相当清楚,早在夺取热河之后不久,他们就派出武官藤原,邀约果党平津地区负责人黄浮到其私宅密谈,并向对方传达了和谈的信号,这才有了接下来的《塘沽协定》。
关于此次协定的内容,最重要的无非两条:
(1)日军撤至长城一线(同时也意味着金陵政府必须默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事实);(2)夏国军队不得在冀东地区驻守(这便给将来的事端留下了引子)。
甚至更坦诚地说,半年前的那次隐秘谈判其实根本就不是谈判,而只能说是单方面的命令。
就像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对常凯申派去的人员所说的那般,夏方对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,不容修改一字,而金陵政府唯一可供操作的余地,就是不能书面承认满洲国和割让东北四省。
而在协议签订半年之后,准备走马上任华北驻屯军司令的梅津美治郎,自然尤为关心下一步的操作。
而且因为他之前一直在本土和欧洲任职,缺乏与夏国有关的经验,所以也颇为重视在这方面有着丰富实践的松室孝良,至少随口帮后者解决一下危机,再听取一番对方的建议,对于梅津来说不过是顺手而为罢了。
“依我之见,未来帝国的主要威胁,必然是在支那赤军。”略微思考片刻之后,松室孝良极为肯定得做出了答复。
见梅津少将没有提出疑问或反驳,只是露出一副不置可否的表情,松室的心情也稍微紧张了一下,不过他没有执着于解释自己是不是因为这次的吃亏,而对支那赤党怀有报复心理,而是直接提出了一个看似与之无关的问题:
“请问,阁下是否了解过冯遇祥的察哈尔同盟军呢?”
“有所听闻。”梅津随意地点了下头,“但不是说,那支乌合之众,现在早已破裂了,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了么?”
松室再次低头回道:“确实如此,原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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