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从那年冬天开始有了长大的自觉的。经历得多了,懂得多了,埋在心里的事多了,所谓成熟也就是要承担这些罢了。
不仅是我,那个时代大家都学会了承担。之前奔跑着的人们,已经开始气喘吁吁,有些人冲在了最前面,而那些徘徊在后面的人,连他们的身影都看不到了。秦叔叔的生意越做越大,他在北京买了十几处的门脸房,还在城外诚开了近千平的专卖。我们家也买了房,是我爸单位的指标,天通苑的经济适用房。
我们家现在的房子最初是以给单位交房租的方式租住的,后来说只要一次性交个几万块钱,产权就归个人,我妈算来算去,觉得还是租起来值,按照现有的租金,租一辈子也用不了几万块。但后来房价突然就涨上来,周围的同事纷纷买房,我妈才忙不迭地跟着交了钱,而那时已经比最初的价格高很多了,我妈拍着胸脯说幸亏没一直犯傻。城里的老房子也涨了,拆迁了一大批之后,老北京都搬到了五环外,而余下的那些院子就格外珍贵起来,我奶奶家的小院据说有人报了几百万,虽然没卖,但还是让我们全家欢欣鼓舞,奶奶一再说,落实政策那会儿把房子给跑下来算是跑对了。他们又提起我当初哭闹着死活不让小船哥他们搬走的事,这我也认了,对现在的我来说,在北京城里核心地界上有一处自己家的房产,显然比我那缥缈久远的初恋重要多了。
最辛苦的还是小船哥,李阿姨的病完全拖垮了他们家,他格外用功,每年都拿一等奖学金,保研是没问题的,交流到国外去都有可能,但他还在犹豫,是继续念书,还是赶紧工作来贴补家用。而这些疾苦永远离杨澄和王莹很远,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,也不用多么努力,却不管做什么都来得比我们轻松,而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生活。有时候真的不能相信,我们居然是生活在同一世界同一国家同一城市的一群人。
杨澄的小圈子我始终进入不了,有时听杨澄和王莹聊起谁家倒腾了件什么事,谁家出了件什么事,很多我觉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事被他们轻描淡写地就说出来了。他们总比我们先知道很多消息,那年非典就是,12月份的时候杨澄就跟我说小心别感冒,广东那边有很厉害的病毒,已经死了人了。他还给了我两盒板蓝根,我没当回事地扔在了宿舍里,根本想不到这东西将会多么珍贵。
秦川到顺义上学之后,就往我们学校来得少一些了,不过他还是固定每周都会出现,比回家都要勤。姚阿姨严格控制了他的经济来源,但是他和秦茜合伙投资大龙的Dino西饼店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赚钱了,大龙俨然一副老板的模样,忙得不亦乐乎,但他起码会有两天到食堂来,随便我点什么,都亲自做给我吃,而且不用划饭卡。
王莹和杨澄都是在家比在学校时间久的人,有时秦川来了,王莹也不在,他就陪我在教室上课,或是去图书馆自习,哪怕什么都不做,只是呼呼大睡,也会跟我待上那么一会儿。有时我记着笔记,一扭头看到他的睡颜,内心就会悄悄充盈起来。阳光中的微尘、横线格的笔记本、沉睡中的少年、窸窸窣窣的课堂、反着光的黑板,就是我大学时代最美好的投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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