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气很快暖了起来,闪亮之星的喧嚣是那个躁动春天的开始。3月那阵子王莹很少住宿舍,有事才来,上了课就走。她听我们绘声绘色地讲了比赛的事,却一点都不兴奋,只数落我们说,别往人多的地方扎了,那个广东来的非典型肺炎很厉害。杨澄也这么跟我说过,他基本不来学校了,叮嘱我勤洗手,少出去逛。
到了4月,似乎这一场病比我们想象的都严重起来。上课的时候大家都互相给外校的同学发短信询问情况,什么消息都有,据说中财已经死了一个教授,北交一个宿舍都中了招,他们附近的学校都未能幸免,有建工的同学说120来学校拉人了,还有的说学院路已经有了病例,只不过还没公布。恐惧比瘟疫传播得更快,四处人心惶惶,课堂上要是有谁咳嗽,整个教室便会立即安静下来,所有人都恨不得屏住呼吸。渐渐地,大课时人越来越少,同学也都间隔着坐,据说有的课甚至缺席了一半的人。
我爸他们学校发了口罩,平时那种薄薄的消毒口罩根本不管用的,新闻讲最有效的是12层的纱布口罩。全市药店的板蓝根全部脱销,不要说最常见的冲剂,连片剂都没的卖了。时不时还会出几个祖传药方,同仁堂抓药的人络绎不绝,家家都在熬药,满楼道一股子中药味。所有带“消毒”字样的商品都成了紧俏货,后来连有消毒作用的白醋,都被抢购一空。
疑似病例、新增病例、死亡病例还在不停地增加着,和平时代以来最大的恐慌在北京四处弥漫。陆续有学校停了课,秦川他们国际学校就放假了,因为最初瞒报非典的事,很多外国人都不来了。那时他每晚都给我打电话,询问我们学校的情况,毕竟我们是在非典暴发的核心区,街外就时不时响起120急救的声音。我们聊学校里被隔离的最新消息,担心彼此家人的状况,释放内心的惴惴不安,忧虑什么时候才能度过这次来势汹汹的SARS。
4月底的时候,所有焦虑与恐惧一瞬爆发。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封城的谣言,一时间北京的超市挤满了人,米、盐、饼干、方便面……食物和日用品都被抢空,晚去一步的人只能面对空空如也的货架。
从那天起王莹彻底不来学校上课了,而无论必修还是选修,上课的人都有一搭没一搭的,连老师们也都在恐惧着。已经有了学生和老师得了非典的传闻,最终这消息被证实,一起被证实的还有皂君庙的一座教师宿舍楼因多人感染而被封楼。
杨澄被限制在家里不让出门了,他跟我强调真的很严重,让我最好也回家。可我不像他和王莹,公然逃学也没事,反正学校找不了他们麻烦,普通的我们只能像困兽一样,焦躁、迷惘,不知所措。
娜娜最先情绪崩溃了,她在我们宿舍坐着坐着,就突然要收拾东西买票回家。我拉住她,她嘤嘤地哭起来。
“你别闹了,这么晚,去哪里买票?”
“我去北京站排队,不行咬咬牙买张机票,反正我是不要待在这儿了!”
“你回去了,学校的课怎么办?”
“大不了这学期就折掉,总比命丢掉要好!乔乔你别管我,我死也要死到老家去。”
“那你家人怎么办?”千喜打断我们,“火车站、机场都是人流密集的地方,你一路过去又要乘公交、地铁,就算打车,也不知道那出租车多少人坐过,比咱们学校不知道多多少染病危险。万一你把病毒带回了家里怎么办?现在只是你一个人危险,到时你全家人都危险!”
娜娜听完千喜的话,颓然坐在床上,徐林走到她身边,安慰似的揽住她的肩膀,她抽泣着,“我们该怎么办呀?到底该怎么办呀?”
“不知道……但总会好起来的。”
千喜说着小船哥经常说的那句话,夜空晴朗,校园里却静悄悄的,一切都细小微茫,在灾难面前的我们那么无力,谁也不知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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